《穿越回到2014年成为顶流网红》18章 (第2/2页)

她说到“太累了“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低了一点。不是哭，是那种压着的语气。曾墨听得出那种语气里的东西——一个母亲看着女儿扛了太多，想替她扛，但又觉得对不住这边。两头拽，哪头都放不下。
　　
　　曾墨把辞职信拿过来看了一眼。纸是A4的，白色的，折了一道。他展开看了几秒钟，然后折好放回桌上。
　　
　　“嫂子，你知道你的股份还在吧？”
　　
　　“知道。百分之三。”
　　
　　“按现在的估值，几千万。你不是净身出户，是带着股份走的。股份在，分红在，不会生活无着。放心去。”
　　
　　慧芳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攥了一下，又松开了。她没有说话，但曾墨看到她的喉结动了一下——是在咽什么东西。不是眼泪，是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十年的事，不是一句“谢谢“能盖住的。从最早帮忙选品、打包、发货，到黄冈被困七十六天，回来瘦了十二斤，一句怨话没有。她不是那种会把感情挂在脸上的人。她的感情都在手上——摸样品的手、写选品报告的手、在库房里一个一个箱子拆开检查的手。
　　
　　“嫂子，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十年。“曾墨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她。“你走，我留不住。也不该留。点点的生鲜店需要你，你去。”
　　
　　他转过身。慧芳已经站起来了，手里拿着那封辞职信。她没有看曾墨，低着头，把信在桌上对齐了边角，放下来。动作很慢，像是在把一样东西归位。然后她抬起头，嘴角收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没事“的表情。
　　
　　“过年还在一个桌上吃饭呢。“曾墨说。
　　
　　慧芳点了一下头。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没有回头。曾墨看到她的肩膀微微沉了一下，又挺回来了。然后她拉开门，走了。
　　
　　门关上的时候，发出轻轻的“咔“一声。
　　
　　曾墨站在窗前，看着那块长方形的光斑。阳光的角度变了，光斑从地板移到了墙上，比刚才高了一些。他走到桌前，把辞职信拿起来，打开抽屉，放了进去。跟张秀英那封信、书言的画放在一起。
　　
　　五
　　
　　曼秋越来越有大将之风了。
　　
　　2014年她刚来公司的时候，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接电话声音都抖。那时候她的活很简单——帮曾墨对接广告、谈商单、签合同。后来公司越做越大，她的活也越来越重。到2023年，她的商务部扩到了十二个人，一年经手的商务合同金额超过八个亿。
　　
　　曾墨有一次旁听她跟一个国际品牌的电话会。对方是市场总监，说话带着外企特有的那种中英混杂——“我们这个campaign的budget大概在500K，但是ROI的expectation是3倍以上，你们能不能commit”。曼秋听完，用中文回的——“预算五十万可以接，但3倍ROI我们不作承诺。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按效果分阶结算，达到2倍全额退款，达到3倍加收百分之二十的服务费。达不到2倍，我们退一半。你们选。”
　　
　　对方沉默了几秒，说“Letmecheckwithmyteam“。曼秋说“好，我等你“。挂了电话，她长出一口气，拿起水杯喝了一大口。曾墨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抖。她看到曾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谈下来了“，语气是平静的，但眼睛是亮的。
　　
　　那个亮跟十年前一样。只是十年前那个亮里有一半是紧张，现在那个亮里全是笃定。
　　
　　2023年夏天那场洗面奶危机，是曼秋真正蜕变的节点。
　　
　　那天凌晨四点，曾墨还在睡梦中，曼秋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曾墨，洗面奶的事你知道了吗？”
　　
　　“刚看到。”
　　
　　“我已经做了三件事。“她的语速比平时快，但每个字都清楚。“第一，所有链接下架，所有渠道停止销售。第二，联系品牌方，要求三天内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确认不达标，全额退款加赔偿。第三，法务已介入，准备起诉品牌方违约。”
　　
　　曾墨听完，说：“还有一件事——发一条声明。不是给媒体看的，是给粉丝看的。三个字：'对不起，我们错了。'不解释，不甩锅，不辩护。先认，再改。”
　　
　　“已经在写了。发之前给你看一眼。”
　　
　　“好。”
　　
　　声明是曼秋写的，曾墨一个字没改。三百多字，没有公关话术，没有“深表遗憾“，没有“已启动内部调查“。就一句话——“我们错了。下架了。退款了。以后不会了。“评论区一开始是骂的，骂了半天，有人开始说“至少态度还行”。三天后品牌方的检测报告出来——成分不达标。曼秋代表墨辉谈了赔偿方案，全额退款加百分之三十补偿。消费者满意了，舆论慢慢平息了。
　　
　　曾墨后来跟曼秋说：“这件事你处理得比我好。”
　　
　　曼秋说：“你好意思说？上次补光灯翻车的时候，你在白板上贴拿破仑画像，吓得我和慧芳以为你要发疯。”
　　
　　曾墨笑了。
　　
　　曼秋的儿子康启宸，2023年从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毕业，保送麻省理工学院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消息在家族群里炸了的时候，曼秋发了一个红包，备注写着“启宸争气“。曾砚抢了红包，回了一句“大外甥牛逼“。知予回了一个竖大拇指。点点回了一个“牛“字。书言回了一个鼓掌的表情。
　　
　　后来曾墨跟曼秋聊天，问她：“启宸去麻省理工，你高兴还是舍不得？”
　　
　　曼秋想了想。她想了挺久的，不是在想怎么说，是在想自己到底是什么感受。
　　
　　“都高兴。“她说，“平则承欢膝下，达则贡献国家。他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是真的喜欢核物理。小时候他问我，妈妈，太阳为什么发光？我说因为太阳里面在发生核聚变。他说，那我们能不能在地球上造一个太阳？我说你长大了试试。”
　　
　　她停了一下。
　　
　　“他真的去试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不是骄傲的光，是那种——你看着一个孩子从会问“为什么“到真的去寻找答案，中间隔了十几年，他一步一步走到了那条路上——的光。
　　
　　六
　　
　　顾彦昭从美国回来以后，整个人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是性格变了，是底气变了。以前他说话总是带着一点小心翼翼——见习医生的那种客气，生怕说错什么。从约翰·霍普金斯回来以后，他说话的声音没变，但语气稳了。不是那种“我很厉害“的稳，是那种“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稳。
　　
　　他在美国跟了一个脊柱微创领域的大牛，学了一手绝活。回来以后做了几台高难度的手术，在科室里站住了脚。几年下来，珠三角骨科圈子里提到“脊柱微创“，有人会提他的名字。不是很有名，但知道的人知道。
　　
　　疫情期间他又主动上了一线。那二十天他后来跟曾墨说过——“比在美国一年学的还多”。曾墨说“你学的不是医术，是世故，知道往那里走“。他笑了笑，没反驳。
　　
　　2023年，知予又生了一个儿子，叫顾沐阳。今年快三岁了，正是最闹腾的年纪——见什么拆什么，见什么爬什么，一不留神就蹿到沙发背上站着了，冲你咧嘴笑，笑完又跳下来，继续拆。老大顾梓雨十三岁，上初一了，高高瘦瘦的，戴着眼镜，性格沉稳。曾墨见过他几次，觉得他跟康启辰年轻时候有点像——安静、礼貌，但眼神里有自己的主意。
　　
　　知予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从大厂辞了职。她辞职的时候跟曾墨打了个电话。
　　
　　“哥，我想好了。彦昭工作忙，两个孩子我一个人扛不住。大厂再好，也是别人的公司。两个孩子是我自己的。”
　　
　　“你想清楚了就行。”
　　
　　“我想清楚了。把顾家的两个儿子培养成才，不给曾家丢人。”
　　
　　曾墨笑了一下。“知予，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传统了？”
　　
　　“不是传统，是实在。我在大厂拼了十年，M1也升了，'社区互助’也拿了奖。该拼的拼过了，该证明的也证明了。接下来我想把精力花在家庭上。不是放弃自己，是换一个赛道。”
　　
　　曾墨没再多说。他知道知予是什么人——想清楚了就不会回头。
　　
　　父母现在西平、深圳两边跑。冬天去深圳暖和，夏天回西平凉快。父亲的身体不错——2019年肺腺癌早期切除，至今五年，复查一切正常。走路还是有一点跛，跟腱的后遗症，但不影响生活。他在深圳的时候帮知予接接孩子、买买菜。在西平的时候帮母亲做做家务、遛遛弯。他话不多，但闲不住。母亲呢，两头都忙——在深圳给知予做饭、带孙子，在西平给书言做饭、收拾屋子。两个城市，两种生活，她来回切换，不觉得累，觉得充实。
　　
　　曾墨有一次问母亲：“妈，你跑来跑去的，累不累？”
　　
　　母亲说：“不累。待着才累。你看你爸，一闲下来就坐在阳台发呆，跟个木头桩子似的。还不如让他跑跑腿，精神还好些。”
　　
　　父亲在旁边“哼“了一声，没反驳。
　　
　　七
　　
　　书言十六岁了。
　　
　　曾墨有时候看着她，会恍惚。那个抱着他的腿说“爸爸我不怕“的小姑娘，那个隔着移植舱玻璃跟他贴手掌的小人儿，现在站在他面前，比他矮半个头。头发扎成一个马尾，校服袖子卷了两道，手里拿着一本数学课本，脸上的表情在“你又怎么了“和“我懒得管你“之间来回切换。
　　
　　她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五官像林语——眉眼之间有一种她妈妈没有的柔和。那个柔和是从病床上带出来的，是从移植舱里带出来的，是从无数次输血和复查里带出来的。她的眼睛像曾墨——安静的时候看不出什么，但偶尔抬起来看你一眼，你会觉得那双眼睛比她的年龄老十岁。
　　
　　十六岁的孩子，对父亲的态度是一种很矛盾的东西。她体贴你，但不会好好说。她关心你，但要用一种让你哭笑不得的方式表达。
　　
　　天冷了，她会发消息——“穿厚点，别逞能”。但如果你回一句“知道了“，她会说“你每次说知道了都不穿“。加班晚了，她会在你桌上放一杯温水，杯子下面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熬了，你又不靠上夜班赚钱“。有一次她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包烟，拿着烟走到他面前，往桌上一拍——
　　
　　“曾墨同志，你自己看着办。”
　　
　　曾墨抬头看她。“你叫我什么？”
　　
　　“曾墨同志。你连同志都不算，你是烟民。”
　　
　　“我是你爸。”
　　
　　“我爸不抽烟。”
　　
　　曾墨看着她。十六岁的书言站在他面前，马尾辫甩在肩后面，校服的袖口卷了两道，露出细瘦的手腕。她的表情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在管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睛——看着他，里面有十六岁的倔强，也有一种超出十六岁的重量。
　　
　　他把烟收了。没有辩解，没有讨价还价。后来他把那包烟扔了。不是转给别人，是扔了。书言看着他把烟扔进垃圾桶，嘴角收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这还差不多“的表情。然后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回了一句“早点睡“。语气跟曾墨跟她说“早点睡“的时候一模一样。
　　
　　但她也有叛逆的时候。有一次曾墨让她早点睡，她说“你管我“。曾墨说“我不管你谁管你“。她说“我自己管自己，你管好你自己就行“。然后她回了自己房间，把门关了。关了以后又开了一条缝，伸出头来说“爸爸晚安“。然后又关上了。
　　
　　曾墨站在走廊里，愣了几秒，笑了。这个笑跟平时的笑不一样——平时的笑是社交性的，嘴角上扬，眼睛不动。这个笑是从肚子里冒出来的，冒着冒着就到了脸上，眼睛弯了，嘴角咧了，连鼻子都皱了一下。
　　
　　她跟柳兰舟的联系一直没断。
　　
　　柳兰舟的父母在新冠疫情第一年就走了。先是她父亲，感染以后转成重症，在ICU里待了十一天，没扛住。她母亲料理后事的时候也感染了，症状轻一些，但人一下子垮了。柳兰舟只能在医院看着母亲一天天瘦下去。三个月以后，她母亲也走了。两个人前后相差不到一百天。
　　
　　柳兰舟一个人在圣何塞的那栋房子里住了下来。房子很大，四间卧室，两个客厅，后院的橘树还在。但人少了两个，房子就空了。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开门的时候屋里是黑的，灯是她自己开的。她跟曾墨说过那种感觉——“你打开灯，灯光照着家具、照着墙壁、照着那些照片，但没有人。你关了灯，黑暗里也没有人。”
　　
　　书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柳兰舟的视频频率从每周一次变成了每周三四次。曾墨没有问为什么，但他猜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不会用“孤独“这个词来形容另一个人的状态，但她能感觉到。她感觉到兰舟阿姨一个人在那栋大房子里，就像她小时候一个人在移植舱里——不是没有人关心，是没有人在身边。
　　
　　有一次曾墨路过书言的房间，门半开着，他听到书言在说话。不是一个人自言自语，是在跟人视频。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他放慢了脚步，不是要偷听，是那种走路路过自然而然放慢的脚步。
　　
　　“阿姨，你今天吃饭了吗？”
　　
　　“吃了。叫的外卖。”
　　
　　“又是外卖？你不能自己做吗？”
　　
　　“做了一次，做多了，吃了三天。”
　　
　　“那你少做一点嘛。”
　　
　　“少做一点不如叫外卖。”
　　
　　“那你至少叫个好吃的外卖。”
　　
　　“什么是好吃的外卖？”
　　
　　“我爸爸做的面就好吃。不过他不会外卖。”
　　
　　曾墨站在走廊里，听到这里，嘴角弯了一下。
　　
　　后来他问书言：“你跟兰舟阿姨聊什么？”
　　
　　书言看了他一眼，说“秘密“。
　　
　　“什么秘密？”
　　
　　“秘密就是秘密。”
　　
　　曾墨没再问。
　　
　　但有一天晚上，书言在客厅做作业，曾墨在沙发上看手机。书言的笔记本摊在茶几上，她去上厕所的时候，曾墨的余光扫到了翻开的那一页。不是故意看的——人在沙发上坐着，眼睛总是会扫到旁边的东西。上面写着一句话，字迹是书言的，圆圆的字，带着一点倾斜——
　　
　　“我和兰舟阿姨其实是一个人。”
　　
　　曾墨的目光停在那句话上。
　　
　　他看了很久。不是因为震惊，是因为他在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书言十六岁，柳兰舟三十九岁。一个在西平，一个在加州。一个正在长大，一个已经经历了失去。她们之间的联系，始于十年前那次造血干细胞移植——柳兰舟的干细胞在书言体内生长了十年，分裂了无数次，变成了书言血液的一部分。但曾墨知道，书言说的“一个人“不是指细胞和血液。
　　
　　他想起书言小时候在移植舱里，一个人躺在那张白色的床上，隔着玻璃看外面。那时候她五岁，她不知道“孤独“是什么词，但她知道那种感觉——周围有人，但没有人在你身边。你喊一声，声音被玻璃挡住了。你伸手，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很无奈。
　　
　　柳兰舟也经历过。不是在移植舱里，是在那栋空了的房子里。一个人开灯，一个人关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新闻。她父母在的时候，家里是暖的。父母走了以后，家的温度低了十度。书言感觉到了那个温度的变化——隔着太平洋，隔着一块屏幕，但她感觉到了。
　　
　　两个经历过孤独的人，不需要解释。你跟我说一句“今天吃饭了吗“，不是在问吃饭，是在确认“你还在“。我回你一句“吃了，叫的外卖“，不是在汇报饮食，是在告诉你“我还在“。
　　
　　曾墨没有走进去。他坐在沙发上，听到书言从厕所出来的脚步声——啪嗒啪嗒的，穿着拖鞋，脚步很轻。她走回来，坐到茶几前，拿起笔继续做作业。她没有发现曾墨看了那句话——或者她发现了，但不在乎。那句话不是写给曾墨看的，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试图理解自己和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之间那种说不清的联系——不是血缘，不是感恩，是更深的东西。
　　
　　“言言。“曾墨在沙发上开口了。
　　
　　书言没抬头。“嗯。”
　　
　　“兰舟阿姨一个人在那边，你多跟她聊聊天。”
　　
　　书言的笔停了一下。她偏过头看了曾墨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丝意外——她大概没想到曾墨会这么说。然后她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又低头继续写了。
　　
　　曾墨靠在沙发上，看着她的背影。马尾辫搭在校服的领子上，辫尾有一点分叉，发梢微微卷着。灯光从头顶照下来，在她的肩膀上投了一个淡淡的影子。她写字的姿势不太好看——趴在茶几上，左胳膊撑着脑袋，右手握笔，笔杆歪着。曾墨想说“坐直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有些事不用说。她自己会知道。
　　
　　八
　　
　　2024年3月17号，曾墨从梦里醒来。
　　
　　不是噩梦。梦里他在海边走，书言骑在他肩膀上。海风吹过来，她的头发扫在他脸上，痒痒的。远处有一艘船，船上挂着一面旗子，旗子上的字他看不清。他眯着眼看了半天——“走”。
　　
　　他醒了。
　　
　　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那只鸟。陪了他整整十年了。十年前他从那个梦里醒来——那个四十五岁的、潦倒的、油腻的、和女儿形同陌路的自己。他掐了自己一把，疼，不是梦。他在那个皱巴巴的本子上写下了六条任务清单。
　　
　　他下了床，走到书房。天还没亮，走廊里黑漆漆的，他的脚知道路——左三步是厕所，右五步是书房门。他拉开书房的灯，灯光在黑暗里炸开，他眯了一下眼。
　　
　　抽屉打开了。那个本子还在。封面上的“某某摄影器材城“字样已经磨得看不清了，边角卷得像干枯的树叶，纸页发黄了，有几页沾了水渍——书言小时候喝水洒上去的。他翻到第一页——
　　
　　“2014年3月17日，重生。任务清单：
　　
　　1、离婚。
　　
　　2、治书言的病。
　　
　　3、阻止哥哥做房地产。
　　
　　4、阻止妹夫收回扣。
　　
　　5、救父亲的命。
　　
　　6、体面地活一次。”
　　
　　他拿起笔。笔是那支签字笔，黑色的，笔帽上有牙印——书言小时候咬的。他在每一条后面打了一个勾。
　　
　　第一条，2014年3月17日，离了。
　　
　　第二条，2015年9月，书言出舱。痊愈。
　　
　　第三条，2019年，曾砚只投了两百万，没当开发商。后来亏了，但人没陷进去。
　　
　　第四条，2016年，顾彦昭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回来成了专家，没收过一分钱回扣。
　　
　　第五条，2019年，父亲肺腺癌早期，手术切除，临床治愈。至今五年，未复发。
　　
　　第六条——
　　
　　他的笔停在第六条上。
　　
　　体面地活一次。
　　
　　他想了想，在后面写了一行字：“还在路上。”
　　
　　他合上本子，放回抽屉里。
　　
　　窗外的天亮了。西平的春天来了。梧桐树开始冒芽了，嫩绿色的芽苞在灰色的枝干上星星点点。他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泥土解冻的味道。远处是清水江，江面上有一层薄雾，太阳还没出来，但天边已经亮了。
　　
　　楼下有人在遛狗。狗是一条金毛，走得很慢，主人也走得很慢。有人在等公交车，站在站台上跺脚，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散开。拉面馆——不，麻辣烫店——的老板在门口支招牌，把“满二十减五“的牌子往墙上贴，贴了两次才贴正。
　　
　　一切如常。
　　
　　十年前他站在这个窗户前，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那时候他三十三岁，离异，失业，女儿生病，手里七万块钱，其中的五万是哥哥借给他的，一万是离职补偿金，一个皱巴巴的本子，一支笔。他不知道明天怎么过，只知道今天必须动起来。
　　
　　现在他四十三岁了。公司十五亿营收，两百多号人。女儿十六岁，亭亭玉立，会管他抽烟，会给他画生日画，会跟大洋彼岸的恩人说“我们其实是一个人“。父亲还活着，母亲还健康，哥哥安稳了，嫂子去帮侄女了，姐姐的儿子在麻省理工念核物理，妹妹一家四口在深圳，妹夫从美国回来成了专家，没走歪路。
　　
　　他点了一根烟。
　　
　　抽了两口，想了想，又掐了。书言的脸在脑子里闪了一下——“曾墨同志，你自己看着办。”
　　
　　他笑了。把烟头扔进垃圾桶。
　　
　　转型的事要跟渣辉和曼秋过一遍。短剧项目的第一波投资月底前要落定。期权池的文件律师还在改。还有一件事——他打算把“三点课堂“重新做起来，不是防疫知识了，是面向老年人的数字素养课程。教他们怎么识别网络诈骗，怎么用手机挂号，怎么叫网约车，怎么用电子医保卡。老周头是第一个报名的学员，他说“我孙女教会了我微信，我还想学更多“。
　　
　　有些事做了会后悔，有些事不做会后悔一辈子。他选后者。
　　
　　他穿好外套，拿上钥匙，出了门。走楼梯到一楼，开单元门，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他走出单元门，抬头看了一眼天。天很蓝，没有云。梧桐树的芽苞在头顶摇摇晃晃的，像一盏一盏小小的绿灯。
　　
　　十年了。
　　
　　十年前那只鸟——天花板上的水渍——它从没有真正飞走。它一直在那里，蹲在天花板上，看着他。看着他离婚，看着他创业，看着他等配型，看着他站在移植舱外面，看着他带书言去加州，看着他做“三点课堂“，看着他囤药，看着他给老太太调手机字号，看着他在海边抱起睡着的孩子走回岸边。
　　
　　那只鸟不是水渍。是他自己。蹲在天花板上，低头看着底下的那个人，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走得不快，有时候会停，有时候会回头看，但一直在走。
　　
　　曾墨把手插进口袋，沿着那条走了十年的路，往前走。身后的路很长，前面的路更长。他走得不算快，但每一步都踩得稳。
　　
　　曾墨把手插进口袋，沿着那条走了十年的路，往前走。身后的路很长，前面的路更长。他走得不算快，但每一步都踩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