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启航 (第2/2页)

凌之飞愣了一下。他在剧本里写的是老船工面向大海、望着远方——那是一个文人式的想象。梁家辉用一个星期的实地观察纠正了他。
　　
　　“我改。“凌之飞说，“第一场重拍。老船工面向码头，望住离开紧嘅岸边。“
　　
　　梁家辉点了点头，重新戴上鸭舌帽，走回甲板。
　　
　　这一改，整场戏的味道全变了。年轻人望着渐行渐远的码头，不是在憧憬远方——是在看自己正在离开的东西。那个回望不再只是牵挂，而是一种告别的仪式。
　　
　　拍摄的第一个星期，金融危机的阴影无处不在。恒指在二月跌至一万零五百附近徘徊，市场上每天都有公司宣布裁员。中环的写字楼空置率飙升，天星码头的人流量明显减少——坐渡轮的人少了，不是因为搬到对岸，而是因为对岸的中环没有工返了。
　　
　　阮世生每天给凌之飞送一份八间影院的日报。二月份总票房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三成。高志森严格执行了凌之飞的指令——减少大片排期，增加二轮片和重映片，压缩运营成本。八间影院没有一间亏损，但利润薄得像纸。
　　
　　“如果跌到一万以下呢？“阮世生问。
　　
　　“会。“凌之飞说，“可能仲会跌到八千。“
　　
　　阮世生的脸色白了一下。
　　
　　“你唔使担心。“凌之飞拍了拍他的肩，“我哋有美元头寸托底，影院现金流仲顶得住。最难嘅日子仲未到，但到咗——我哋会系最后企住嗰个。“
　　
　　三月十日，《天星》拍到最关键的一场戏——老船工得知儿子失业。
　　
　　这场戏在天星小轮的渡轮上实景拍摄。剧组包了一班夜间渡轮，从中环码头出发到尖沙咀再折返，全程八分钟。梁家辉坐在绿色长椅上，手里攥着一部旧式大哥大——那是道具组从鸭寮街淘来的摩托罗拉。
　　
　　镜头从梁家辉的侧脸开始。他接到电话，听完，慢慢把大哥大从耳边放下来。没有台词，没有哭，没有摔东西。只是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双手交握，望着窗外黑漆漆的维多利亚港。
　　
　　灯光师在渡轮另一侧架了一盏五百瓦的钨丝灯，光线透过舷窗打在梁家辉脸上，随着渡轮的晃动明灭不定。像心跳。
　　
　　凌之飞在监视器后面看着这个画面，手心全是汗。他知道这一条如果成了，整部戏的情感地基就打牢了。
　　
　　八分钟后，渡轮靠岸。
　　
　　“Cut。“
　　
　　全场安静。灯光师、场务、摄影师——所有人都看着监视器回放。梁家辉在画面里坐在绿色长椅上，没有说话，没有动。但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父亲听到儿子跌倒时，那种无法伸手去接的痛。
　　
　　凌之飞走到梁家辉面前，蹲下来。
　　
　　“梁生，呢一条——“
　　
　　“唔使讲。“梁家辉打断他，摘下道具手套，露出被缆绳磨红的手掌，“我知。“
　　
　　三月十五日，梁朝伟进组。他只拍了五天戏——儿子失业后回家、跟父亲在渡轮上争吵、最后一班渡轮上的和解。五天，十二场戏，但对白加起来不超过三十句。
　　
　　最后一场戏拍的是父子俩坐在渡轮上。梁家辉坐在左边，梁朝伟坐在右边，中间隔着一个空位。渡轮从中环开往尖沙咀，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灯火在暮色里次第亮起。
　　
　　梁朝伟没有看梁家辉。梁家辉没有看梁朝伟。两个人都望着窗外。
　　
　　渡轮靠岸时，梁家辉站起来，没有下船。他重新坐下，望着对岸的灯火。梁朝伟站在船舱门口，回头看了父亲一眼。
　　
　　那一眼里没有台词，没有眼泪。只有一个儿子终于看见父亲背影时的——懂得。
　　
　　“Cut。“
　　
　　凌之飞没有喊“goodtake“。他坐在监视器后面，摘下耳机，听了三秒维港的风声和渡轮引擎的低鸣。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