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回到2014年成为顶流网红》20章 (第2/2页)

饭后，那个男人走到我旁边，递给我一杯茶。他没有聊天气，也没有聊工作，他看着后院的方向，跟我说了一段话。他说他的女儿当年去登记捐献骨髓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担心的。后来配型成功了，她才告诉他们。她高兴得很，说总算有了用。采集那天，要先打动员剂，连打四天。那四天她浑身骨头疼，像有人拿针扎一样。她没告诉他们，自己扛着。采集那天，两条胳膊都扎了针，管子从胳膊里引出来，血在机器里转一圈再输回去。躺了四个多小时。
　　
　　他后来问女儿值不值。她说，爸，如果那个小女孩能活下来，就值。
　　
　　他说“值了“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低下来，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我的手抖了一下，茶水晃了出来，烫在手背上，我没有反应。后院里传来我女儿的笑声，清脆得像铃铛。
　　
　　她救了我女儿的命。那排橘树脚下的土，是她的父亲翻的。砖头是她的父亲码的。龙井茶是她的父亲泡的。那一桌菜是她的母亲帮着张罗的。桂花条头糕是她的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的。她自己在厨房里炒了蒜薹炒肉和青椒肉丝，端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点油烟的潮红。她给我的女儿摘了一颗橘子，抱她举起来的时候，手臂是稳的。
　　
　　第二天一早要走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做好了糕点。桂花条头糕、豆沙方糕和芡实糕。说是让我的女儿吃饱远行。糕点摆在盘子里，白的，方的，软的，带着米的甜和花的香。那个圆脸的、眼睛笑眯眯的女人，蹲下来看着我的女儿说，叫奶奶。我的女儿就叫了。叫得很轻，很自然。那个女人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后来在去机场的车上，我的女儿坐在后座，抱着她送的一只毛绒小熊——棕色的，系着一条红色的蝴蝶结。她给小熊取了个名字。我在副驾驶座上，没有回头，但听见了那个名字。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那个女人的姓。
　　
　　我听见了，没有说话。车窗外是明亮得有些过分的阳光，棕榈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
　　
　　到了航站楼门口，我拿行李。我的女儿站在那个女人面前，仰着头，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她把小熊抱紧了一点，伸出一只手，小指翘着。她们说了几句话。然后那个女人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
　　
　　我走上去，鞠了一躬。九十度。停了几秒。直起身来。说了两个字。
　　
　　她没有说不用谢。只是点了点头。
　　
　　我牵着女儿往里走。走了几步，她回头，挥手。走了几步，又回头，又挥手。第三次回头的时候，女儿终于转过来，低着头，小声问我，我们还会来吗？
　　
　　我说，会的。
　　
　　最后一次回头的时候，她还站在那里。身后是明亮得有些过分的阳光，风吹起她的头发。她举起手，轻轻挥了一下。
　　
　　我也举起手，挥了一下。
　　
　　然后转过身，走进了航站楼。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个地方。不是整块的回忆，是碎片。是落地窗外那排橘树的轮廓，是青黄果子坠在枝头的重量感，是傍晚的山风带着柑橘清冽的药香，是码在树根处的碎砖头和砖缝里的马齿苋，是龙井茶泡开时微微苦涩的豆香，是水墨画上的石桥流水和乌篷船，是一盘切好的橙子和一壶刚泡的茶，是桂花条头糕上那一层薄薄的糖桂花。
　　
　　是那双手。柔软、温暖、有力。
　　
　　是那句话——你从万里之外的祖国带来的早已不是酒水。
　　
　　是那个男人说“值了“时的低音。是那个女人说“阿姨等你“时微微发颤的尾调。是那个圆脸的女人蹲下来说“叫奶奶“时眯成缝的眼睛。是那排橘树。青黄相间，还没熟透，但已经沉甸甸地坠在枝头了。有人把它们从很远的地方带过来，种在这里，浇水，施肥，培土，等它们开花，等它们结果。它们不该在这里，但它们在这里。它们活得很好。在这个不该有橘树的地方，在这片红瓦白墙、棕榈摇曳、三角梅疯长的土地上，一排橘树立在后院的草坪尽头，安静地、执拗地站着，不声不响地结果。
　　
　　你去看它的时候，它什么都不说。它只是站在那里，枝叶浓密，果子沉甸甸的，叶面油亮亮地反着光。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你走的时候，它也不说留。但你回头，它还在那里。
　　
　　那些气味就长了根。龙井茶的豆香，柑橘的药香，桂花条头糕的甜香，猛火快炒的锅气。它们扎在鼻腔深处的某个褶皱里，平时不动声色，忽然有一天拱一下，不疼，但是酸。酸得你站在水果摊前，手里攥着一颗橘子，半天没动。摊主问你买不买，你说买。剥开来，咬一口，汁水迸出来。
　　
　　不是那个味道。差得远。
　　
　　但你还是吃完了。一瓣一瓣地吃，吃得很慢，像是在确认什么。吃完了，手指上留着柑橘的油，你举到鼻尖闻了闻。清冽的，略带药香的。
　　
　　闭上眼睛。
　　
　　风从远处来，掠过草坪，掠过那排青黄的果子，掠过两个人的头发。大的和小的，高的和矮的，站在树下。一个捧着一颗橘子，像捧着一个小太阳。另一个蹲在她面前，手搭在她的肩上，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一个月牙。
　　
　　傍晚的光线很柔。金色的。蜂蜜一样的。
　　
　　远处的山是淡紫色的，像水墨画里洇开的。
　　
　　然后就散了。睁开眼，水果摊，橘子皮，手指上的油。
　　
　　不疼。但是酸。
　　
　　写完，他把稿子墩墩齐，放在老榆木案板上。他写东西有时用电脑，有时用纸笔，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当时什么顺手用什么，处处透着随性。
　　
　　日子就这么过。写，看海，拍照，做饭，去村里走走，跟陈阿婆聊几句，跟老渔民喝杯茶。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坐在院子里发呆。发呆的时候他会想一些没用的事——比如木棉树为什么开花的时候没有叶子？比如鸡蛋花为什么花瓣的边缘是白的，中间是黄的？比如海浪拍了多少年才把礁石拍成这个形状？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不需要答案。生活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答案。有些问题就是用来发呆的。
　　
　　八
　　
　　一年后。2027年8月。
　　
　　书言十七岁了，高中刚毕业，考完了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她自己查的，没告诉曾墨。曾墨打电话问她，她说“还行“。曾墨问“还行是多少“，她说“够上你想让我上的学校了“。曾墨说“我没有想让你上的学校，你自己选“。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学医“。
　　
　　曾墨愣了一下。“学医？”
　　
　　“嗯。”
　　
　　“为什么？”
　　
　　书言没有直接回答。她说：“我在移植舱里的时候，有个护士姐姐每天来看我。她不是主治医生，就是一个小护士。但她每天来，跟我说几句话，给我带一颗糖。她叫什么我忘了，但我记得她的手——很凉，但很稳。”
　　
　　曾墨在电话这头沉默了。
　　
　　“我想当那样的人。“书言说，“不需要治大病，就是——在别人最难的时候，递一颗糖。”
　　
　　曾墨把电话拿开了一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然后拿回来，说：“行。你选。”
　　
　　高考结束以后，书言说要去看他。曾墨说“来“。书言说“我不是一个人来“。曾墨问“谁跟你一起？“书言说“兰舟阿姨”。
　　
　　柳兰舟回国了。
　　
　　她在美国待了十四年，父母走了以后，一个人住在圣何塞的那栋房子里住了六年。2027年春天，她把房子卖了。不是住不下去，是她想回来了。她在那边没有亲人了。她的根在这里——她的干细胞在这里，在书言的身体里，流了十几年。她跟书言说过一句话：“我想离那颗心脏近一点。“那颗心脏不是书言的心脏，是她自己的——她的造血干细胞在书言体内活了十几年，那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活着。这种联系比血缘更近。
　　
　　她订了机票，飞到南宁，书言去接她。两个人从南宁坐车到防城港，再从防城港打车到渔村。
　　
　　九
　　
　　2018年夏天，曾墨带书言去圣何塞见过柳兰舟一次。
　　
　　那时候书言十岁，移植后三年，身体完全恢复了。双盲期也过了——书言知道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来自一个叫柳兰舟的女人，柳兰舟知道自己的干细胞流进了一个叫曾书言的女孩的身体里。曾墨联系了中华骨髓库，通过库方协调，双方同意见面。
　　
　　那次见面是在圣何塞柳兰舟家的客厅里。柳兰舟的父母都在——她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有蒜薹炒肉、青椒肉丝，还有一道酸辣土豆丝——她说“不知道言言爱吃什么，多做几样“。书言那时候十岁，刚到美国，时差没倒过来，有点懵，但很快就活泛了。
　　
　　柳兰舟那时候三十三岁，穿着一件白T恤和牛仔裤，头发扎成一个马尾——跟书言后来的发型一样。她见到书言的第一眼，弯下腰来，看着书言说“你就是书言吧”。
　　
　　书言从书包里取出张画，半步半步走到柳兰舟跟前，双手举着画，头却低着“兰舟阿姨，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兰舟蹲下来接过画，书言后退一步，深深鞠了一躬，“谢谢兰舟阿姨，爸爸说，我的身体里流着你的血”。
　　
　　送别时在机场柳兰舟有些好奇问他：“曾墨，你为什么想见面？”
　　
　　曾墨说：“书言应该知道她的血从哪里来。”
　　
　　“她知道了。然后呢？”
　　
　　“然后——“曾墨想了想，“然后她可以选择要不要跟你联系。我不会替她决定。”
　　
　　柳兰舟沉默了一会儿。她说：“知道她好好的。亲眼看到，就够了。”
　　
　　曾墨说：“她好好的。”
　　
　　那次见面以后，书言和柳兰舟开始通信。先是写信——纸质的信，因为书言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后来书言大了，有了手机，就改成视频。频率从每月一次到每周一次，再到后来，每周三四次。
　　
　　2021年底，柳兰舟的父母在新冠疫情中先后离世。一百天之内，她失去了两个人。书言知道的时候是在2022年春天的一次视频通话时，她说想柳奶奶了，让柳奶奶亲耳听她说她想她，兰舟听到这句话眼眶突然红了，捂着嘴眼泪大颗大颗滴下来，书言慌了神，举着手机冲到曾墨的房间，惶恐地说“爸爸，兰舟阿姨哭了”。曾墨接过电话，看着柳兰舟悲恸地张大嘴却不肯让声音哭出来，他的心都碎了。那个时候曾墨出不去，柳兰舟也回不来。曾墨把自己下午的直播停了，整个下午都在和兰舟视频，听兰舟絮叨、听兰舟懊悔、听兰舟歇斯底里，直到兰舟累了困了拿着手机沉沉睡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夏天，夏天末的时候兰舟说纽约的哥哥来接自己去纽约住段时间。到秋天的时候兰舟说哥哥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渐渐与曾墨的联系少了下来。但和书言的联系一直都在。
　　
　　后来听书言说，兰舟阿姨又回了圣何塞，一个人在圣何塞的那栋房子里住了下来。房子很大，四间卧室，两个客厅，后院的橘树还在。但人少了两个，房子就空了。她跟曾墨说过那种感觉——“你打开灯，灯光照着家具、照着墙壁、照着那些照片，但没有人。你关了灯，黑暗里也没有其他人，开灯关灯你都知道，没有期待、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
　　
　　书言也感觉到了那个温度的变化——隔着太平洋，隔着一块屏幕，但她感觉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不会用“孤独“这个词来形容另一个人的状态，但她知道那种感觉——周围有人，但没有人在你身边。你喊一声，没人回应。你伸手，没人伸手，很无奈。
　　
　　她跟兰舟阿姨，其实是一个人。
　　
　　这件事曾墨是后来才知道的——书言写在笔记本上的一句话。他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想了很多。书言十六岁，柳兰舟三十八岁。一个在西平，一个在加州。一个正在长大，一个已经经历了失去。她们之间的联系，始于那次造血干细胞移植——柳兰舟的干细胞在书言体内生长了十年，分裂了无数次，变成了书言血液的一部分。但曾墨知道，书言说的“一个人“不是指细胞和血液。
　　
　　是指孤独。两个不同年纪、不同地方的人，身上刻着同一种孤独的纹路。
　　
　　2027年春天，柳兰舟把圣何塞的房子卖了。她跟曾墨打了一个电话，说“我要回来了“。曾墨问“回来准备住那个地方？江浙吗？“她说“不知道。先回来再说。“曾墨说“行。”
　　
　　她先去了江浙，把父母的一部分骨灰带回来洒在了老家的山脊上。这是父母的遗愿，他们还想长久的凝视生长他们的地方。
　　
　　然后她闲云野鹤、兴之所至。曾墨说去陪着她，她说“不用，等想好了自会去看你。”
　　
　　她没说想好什么，曾墨也没问。
　　
　　她飞到南宁的时候是八月。书言去接的机。两个人在机场出口抱了一下——书言比柳兰舟矮半个头，脸埋在她的肩膀上。柳兰舟的手放在书言的后脑勺上，手指微微攥了一下——跟九年前在圣何塞客厅里蹲下来时候一样的动作。
　　
　　从南宁到防城港的车上，柳兰舟一直看着窗外。窗外是红树林、甘蔗地、低矮的平房。她看到海的时候，吸了一口气。
　　
　　“好安静。“她说。
　　
　　书言看了她一眼，笑了。“我爸说这里能听到自己心跳。”
　　
　　“嗯。”她点点头。
　　
　　十
　　
　　车子停在了村口。书言拎着行李箱下车，柳兰舟跟在后面。两个人沿着村里的小路走，路两边的草长得很高，鸡在草丛里钻来钻去。海风从前面吹过来，带着咸味和腥味。
　　
　　拐过一个弯，她们看到了那栋白色的小楼。
　　
　　白色的墙，灰色的瓦，木门落地窗。楼后面是高大的木棉树和榕树，郁郁葱葱的树冠在蓝天下铺开，像一把巨大的伞。木棉树的叶子绿得发亮，有一两朵不知季节的花还挂在枝头，红得像烧剩的炭。榕树的气根从枝干上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摆动。树后面那面矮山上的灌木密密匝匝的，绿得发黑。
　　
　　院墙上的三角梅开得正盛。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开法，是铺天盖地的——从墙根一直爬到墙头，又从墙头翻出去，倾泻下来，红艳艳的一大片，像一道瀑布。花太密了，密到看不见叶子，只看见红。有那么几枝探出墙外，在风里微微颤动，像伸出的手。
　　
　　院门是木门，没上漆，灰白的木纹在阳光下发着柔和的光。门两边的扶桑开着大红花，一朵一朵的，中间那根长长的花蕊伸出来，像在打招呼。地上落了几瓣扶桑——红的——和几朵鸡蛋花——白心黄边的——混在一起，铺在石板路上，像一幅没人画完的水彩。
　　
　　院子中间那两棵鸡蛋花正是开得最好的时候。不高，一人多些，枝干灰白色的，光溜溜的，只有顶端长着几簇叶子。花开在枝头，五片花瓣旋转着展开，白色渐渐过渡到中心的黄色，像一个个小小的风车。有风的时候，花瓣轻轻颤，偶尔有一朵落下来，不快不慢地旋转着，像降落伞。
　　
　　院角的桂花树不大，一人多高，叶子油绿油绿的，在阳光下发着光。虽然还没到开花的季节，但那种绿本身就是一种安静的存在。
　　
　　曾墨站在门口。
　　
　　四十六岁。比两年前瘦了一些，黑了一些。头发没有白，但鬓角有了几根银丝。穿一件白色棉麻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下面是一条卡其色短裤，脚上踩着一双拖鞋。脸上的皱纹比两年前多了一些，但眼睛是亮的——不是年轻人的那种亮，是那种安静的水面反出来的光，不刺眼，但你感觉得到重量。
　　
　　他手里拿着一支笔，一支蓝色的钢笔，笔帽上有磨痕。他大概刚在写东西，听到脚步声出来的，笔还没来得及放下，就夹在了耳朵上面。
　　
　　他站在那里，看着走过来的两个人。
　　
　　书言走在前面，拉着行李箱，马尾辫在肩后甩来甩去。她长高了，比去年又高了一点，站在阳光下，影子拉得很长。她穿着一件白T恤和牛仔短裤，脚上是一双帆布鞋。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有一个微微的弧度——那个弧度是她的，也是他的，是曾家人的。她走路的姿势好看——不是那种刻意的“好看“，是那种——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走得不急不慢——的好看。
　　
　　柳兰舟走在后面。四十二岁的柳兰舟，比九年前在圣何塞见面时瘦了一些，也柔和了一些。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法令纹比从前深了一点，但她的五官没变，那种安静的、不带攻击性的好看没变。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披着，被海风吹起来。她的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她的眼睛在看——看那栋白色的小楼，看院墙上的三角梅，看院门两边的扶桑，看地上落了的花瓣，看站在门口的那个人。
　　
　　书言走到门口，站住了。她看了曾墨一眼，说：“曾墨同志，你瘦了。”
　　
　　曾墨笑了。“你怎么还叫我同志？”
　　
　　“因为你确实不像我爸。你像个渔民。”
　　
　　“渔民怎么了？”
　　
　　“渔民挺好的。至少不抽烟了。”
　　
　　“我早就不抽了。”
　　
　　“那就好。“书言的嘴角那个弧度又往上翘了一点。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行李箱，又抬起头。“你不接一下？”
　　
　　曾墨伸手接过行李箱。书言从他身边走过去，走进了院子。她经过鸡蛋花树的时候停了一下，伸手摸了一下树干——灰白色的，光溜溜的，凉的。她摸了两秒，松开手，继续往里走。
　　
　　“爸，你这书房也太乱了吧！“她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然后是翻纸的声音。“你在写什么？让我看看——”
　　
　　“别动那些稿子。“曾墨的声音从门口传进去。
　　
　　“行行行，不动不动。我就好奇地看看，害不死猫。”
　　
　　柳兰舟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她站在三角梅花墙的阴影里，阳光从花缝里漏下来，在她脸上洒了几个光斑。
　　
　　她看着曾墨。曾墨也看着她。
　　
　　九年前在圣何塞，他们见过一面。那时候她三十三，他三十七。她的造血干细胞刚在书言体内扎了根，他的女儿刚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她家后院的橘树下坐了许久，聊了什么大都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一个细节——她递给他一杯橘子水，杯子是凉的，她的手指也是凉的。他接过来的时候指尖碰了一下她的手。那一碰很轻，轻到可以当作没发生过。但他记了九年。
　　
　　不是那种“心动“的记忆。是那种——你跟一个人之间隔着一条命，那条命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儿身上流着她的血。这种联系比任何关系都重，重到你不敢轻易碰它。你怕碰碎了。所以你鞠了个躬，说了一句话，然后转身走了。走了九年。
　　
　　九年间他们通过电话、发过消息，视频也有，特别是那年春夏。但没再见过面。她在美国，他在西平。她在失去父母的痛苦里一个人撑着，他在公司的转型里一个人扛着。后来偶尔通一个电话，说不了几句——不是没话说，是那些话太重了，电话装不下。得见面说。但见面这件事，谁都没有主动提过。不是不想，是不敢。好像隔着那层“救命之恩“的关系，谁先跨一步都显得不够庄重。
　　
　　现在他四十六岁，她四十二岁。他在一个海边的小渔村里盖了一栋白房子，种了一院子花，写了一摞稿子。她卖了大洋彼岸那栋空了的房子，飞了半个地球，跟着他的女儿来找他。
　　
　　“曾墨。“她开口了。
　　
　　“嗯。”
　　
　　“你这里真好。”
　　
　　她说“真好“的时候，声音有一点不稳。不是冷——八月防城港的风是热的。是那种——你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到了——的不稳。
　　
　　曾墨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睛跟九年前一样——安静，亮，但不刺眼。但又不完全一样。九年前那双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壳，是客客气气，不拒人但也绝不亲近的壳。现在那层壳不在了。不是碎了，是脱落了。像鸡蛋花的花瓣，熟了就落了，不勉强。
　　
　　他侧了侧身，让出了门口。
　　
　　“进来坐。给你倒杯茶。”
　　
　　“好。”
　　
　　柳兰舟走进院子的时候，目光在桂花树上停了一下。树不大，一人多高，叶子绿油油的。
　　
　　“这是你种的？”
　　
　　“嗯。都是。”
　　
　　“养得真好。”
　　
　　“用心养，总会不错。”他嘴角弯弯的，那股从心里面漾出来的高兴怎么也掩饰不住。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嘴角弯了弯，眼睛也弯了——但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那种“你这个人“的笑。带着一点无奈，一点无语，一点——怎么说呢——像你养了一只猫，猫不会抓老鼠，但你无所谓，只要它在就好的满足。
　　
　　书言从楼上“噔噔”地跑下来，“爸爸爸爸，你写兰舟阿姨的这篇写得真好。”她手里举着曾墨写得那篇《青黄橘》。
　　
　　“不是，我没有写兰舟阿姨。”他有些尴尬地揉揉鼻子。
　　
　　“怎么不是，圣何塞、常青古、橘子树。”书言把稿子递到兰舟眼前，“兰舟阿姨，你自己看看是不是。”
　　
　　兰舟没接，她的眼亮晶晶的，笑着说“不急，先喝口茶，有的是时间。”
　　
　　海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哗——哗——”——像呼吸的声音。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