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章 国际观察员·意外的访客 (第2/2页)
史沫特莱摇头。
“还没有。”
守芳道。
“如果您去了，您会看到，那些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可他们连自己的地都没有。打下粮食，一半以上要交给地主。孩子饿得哇哇哭，老婆说，咱这是给谁种的？”
她转过身。
“我去过。我看过。所以我想，能不能做点什么，让他们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史沫特莱飞快地记着。
“第二个问题，您在奉天的地位很特殊。作为女性，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守芳笑了笑。
“困难？当然有。有人说，女人不该抛头露面。有人说，女人不懂政治。有人说，我做的事，都是仗着父亲的权势。”
她顿了顿。
“可我不在乎。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我做成了，他们就没话说了。”
史沫特莱抬起头。
“张小姐，您知道吗，您这种态度，在美国被称为‘女权主义’。”
守芳摇摇头。
“我不懂什么主义。我只知道，女人跟男人一样，能做事，能成事。只要给机会，给信任，给支持——女人什么都能做。”
四月十二，傍晚。
采访持续了三个时辰。
史沫特莱问了很多问题。
问妇女教育，守芳讲了她们办的识字班，讲了多少期，认了多少字，有多少妇女学会了记账、写信。
问孤儿院，守芳讲了那几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的故事，讲他们怎么进孤儿院，怎么读书，怎么学会一技之长。
问伤残救助基金，守芳讲了三道岗子那回，讲那些断了腿、瞎了眼的兵，讲他们怎么领抚恤，怎么学手艺，怎么重新站起来。
问东北大学，守芳讲了胡适之、刘仙洲、李四光那些名字，讲了他们为什么愿意来，讲了她对大学的期望。
史沫特莱记了满满一本子。
末了，她合上笔记本，看着守芳。
“张小姐，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冒犯。”
守芳看着她。
“请说。”
史沫特莱道。
“关于日本。日本在东北的活动，您怎么看？”
屋里安静了一瞬。
守芳走到窗前。
窗外天快黑了，南满站的钟楼在暮色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她看着那盏灯，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
“史沫特莱女士，我们欢迎一切基于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谁愿意跟东北做生意，跟东北做朋友，我们都欢迎。”
她顿了顿。
“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和压迫。东北是中国的东北，这里的人民渴望和平与发展，也有决心保卫自己的家园。”
史沫特莱看着她。
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张小姐，您这话，我能写进去吗？”
守芳点点头。
“能。我就是说给您听的。”
四月十四。
史沫特莱离开奉天。
临走前，她握着守芳的手，说了几句话。
“张小姐，我在中国待了三年，见过很多人。您是少数几个让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有希望的人。”
守芳摇摇头。
“不是我。是那些干活的人，那些种地的人，那些念书的人，那些当兵的人。他们才是希望。”
史沫特莱笑了笑。
“您说得对。可没有您这样的人，他们干不了活，种不了地，念不了书，当不了兵。”
她上了马车，从车窗里探出头。
“张小姐，我会把您的事，写出来。让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个奉天，奉天有个张守芳。”
马车走远了。
守芳立在门口，看着那马车消失在巷口。
五月二十。
守芳收到一份包裹。
是从美国寄来的，厚厚一摞，里头是几张报纸。
《纽约时报》。
头版右下角，有一篇文章。题目很长，用的是大号字体。
“中国东北的‘铁娘子’——张作霖之女张守芳，以慈善、教育、工业推动家乡变革”
配图是她在听雨楼正房里的那张照片。她站在窗前，侧着脸，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她的轮廓勾成一道金边。
守芳把这篇文章看了三遍。
她把报纸折起来，放进檀木匣子里。
和那些信、那些报告、那些情报放在一起。
匣子满了。
她没关。
沈君站在一旁。
“小姐，这报纸一出来，您在关外可就更出名了。”
守芳摇摇头。
“出名有什么用？事还得干。”
她走到窗前。
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阳光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她想起史沫特莱临走时说的那句话。
“我会把您的事，写出来。让美国人知道。”
她轻轻呼出一口气。
那口气很短，像春日里的微风，拂过就散了。
马祥从廊下跑来。
“小姐，史沫特莱女士来信了。”
守芳接过。
信封上贴着美国的邮票，盖着纽约的邮戳。
她拆开，里头是一张薄薄的信笺。
“张小姐：
文章发表后，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想资助东北的孤儿院，有人想捐书给东北大学，还有人想来奉天采访您。我会帮您筛选，把有价值的转给您。
另，随信附上几份美国报纸对远东局势的报道，或许对您有用。
保持联系。
您的朋友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守芳把这封信看了两遍。
她把信折起来，放进檀木匣子里。
窗外阳光正好。
远处那盏红灯，还在明灭。
可她知道，从今往后，大洋彼岸，多了一双眼睛，会看着这片土地。